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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银河娱乐-改革开放40周年|专访亲历者胡福明:即便我不写,也一定会有人出来

2020-01-05 16:39:48来源:金赞娱乐场

深圳银河娱乐-改革开放40周年|专访亲历者胡福明:即便我不写,也一定会有人出来

深圳银河娱乐,83岁的胡福明在自家客厅坐着,方桌就摆在玄关位置。任何来客一进门就能看见老爷子的桌面,从右到左摆着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《毛泽东选集》(第三卷)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、最新一期的《新华文摘》《求是》杂志。第二排,依次是当天的《人民日报》,插着国旗和笔的笔筒、水杯、一罐风油精。最靠近胡福明身体的位置,摆着一沓绿格文稿纸。压在文稿纸上的,是一副眼镜、三只打火机、两包香烟,和胡福明被香烟熏黄的左手。

40年前,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被书本、文稿纸和香烟围绕的场景中,胡福明作为作者之一,一手夹烟,一手修改着当时题为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的稿子。文章经多人修改刊出后,在邓小平的领导、支持下,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。这场讨论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,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

这篇文章也影响了胡福明。离开南京大学的教职后,他一路官至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,省委常委,省委党校校长,省政协副主席等职。但如今,在江苏省机关大院的这间屋子里,他依然喜欢别人用“老师”而不是官职称呼他。

书生本色,是他在意的身份。这个无锡贫苦农家出身的少年,多次用“匹夫有责”来解释自己40年前的举动。而若再往上追溯,或许能看到无锡读书人对这位小同乡的影响。读书人的天职,终其一生,就是用生命阐释对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,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”这22个字的理解。

而一个读书人最大的武器,是思考与表达。胡福明房间里的香烟,某种意义上就是他脑海中思考的外在表达,以每一小时抽掉7根烟的速度,他坐镇桌前。

胡福明近照 沈轶伦摄

曾是吃不饱饭的苦孩子

解放日报:您也做过记者?

胡福明:做过实习记者。我是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的。到了1958年,新闻系的学生要开始大实习了。

在《北京日报》实习的时候,我去了潮白河一带,看到麦田里深翻密植,还在四周架起了探照灯日夜照着庄稼,说是为了增加光照、提高亩产。当时听人说,这一亩地里下了600多斤麦种。我是种田人家出身,在我家乡,小麦亩产200斤已是不得了,所以听说小麦亩产目标要达到3000斤,我又高兴又怀疑。我到田里一看,那些已经长出来的麦秆像丝线一样细。我就想,这样的密植,来年会颗粒无收的。但在当时,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敢说。

但我还是尽量说了一些真话。比如当时在农村采访,我发现耕牛过冬的草料准备不足,就写了一篇报道,并配短评。报道刊出后,北京市委相关领导非常重视,指示各生产队尽快为耕牛配足过冬草料。由此我就想,尽量发现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,尽量推动它解决。

解放日报:您说您是种田人家出身,小时候您自己也下过田吗?

胡福明:下过。我老家在江苏无锡长安乡胡巷村,家里世代是农民。我有8个兄弟姐妹,但因为太穷了,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被送人,两个弟弟病死。我上到小学四年级第二学期交不出学费,校方不让我升五年级了,我就只能失学在家帮父亲种田。

但我太想读书了,因此空闲时,我抱着弟弟到学校墙角外,听老师上课和同学读书。有一次,父亲在学校墙边找到我,十分生气,打了我一巴掌。我没哭,但父亲流眼泪了。那是父亲第一次打我,也是唯一一次打我。后来秋收后,我家交清了拖欠的学费,才又让我复读。可能因为失而复得,我读书非常用功。1949年,无锡解放了,靠着政府助学金,我读完了初中,成为长安中学第一届毕业生。

这期间,有一件事,让我第一次认识了共产党。那是1944年,一天我放学时,看见一群伪军绑着一个人向我家所在的方向跑去,后面跟着一队日军士兵。他们到了一家人家,就冲进去,却扑了一个空。原来这户人家是共产党员。日军就是来抓他们的。但就在日军到来前几分钟,他们得到通报,赶紧从后门逃走了。但是这家人还在吃奶的儿子留在房间的摇篮里,要回去再救已经来不及了。好在他们本家的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自告奋勇,从后门跑进去把孩子抱了出来。伪军当时看见一个小女孩抱着一个孩子走,也就没有留意。小女孩的勇敢受到全村人的称赞。这件事,让我第一次感受到,人民是多么可爱可敬,他们和这个国家是同命运的。

解放日报:无锡解放了,终于能吃饱饭了吧?

胡福明:是啊,共产党来了,无锡解放了,我的生活也改变了。从长安中学毕业后不久,我报考了无锡师范春季班,到了学校,能免费吃饭。我都17岁了,人生中第一次能吃饱饭,很感慨。我记得,我们当时过年,家里贴的春联是:听毛主席话,跟共产党走,中间贴一个“福”字。这是贫苦农民的真心感受。

从无锡师范毕业后,我被分到江苏省总工会工作,不久国家号召机关里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干部去考大学,我在1955年考上了北京大学,被分在新闻专业一班。

北京的冬天,半夜达到零下20摄氏度左右。我一个南方人,没有棉鞋、没有袜子,只有一条单裤,夜自修后,总裹着棉大衣一口气从阅览室跑回宿舍。但我对生活很满意。为什么呢?因为每天三餐都是一大碗米饭,吃得饱饱的。每月2元生活费,能买铅笔、牙膏等。四年大学,除了1957年暑假回家,其他寒暑假我都留校读书。一是为了省钱,二是觉得读书机会实在来之不易。

大学毕业后,本来我是一心要去当记者,但老师让我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读书,1959年9月报到。我特别认真阅读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毛泽东的重要著作,尤其是《毛泽东选集》。我很重视他们写文章的历史背景、面临的现实问题,从而具体地把握文章的内容和精神实质、文章所起的作用和意义。

1962年,我从研究班毕业时,学校多次动员我留校,但恰好有去南京大学的两个名额。就这样,我到了南京大学工作,当政治系(后来是哲学系)的老师。

那正是我辈的使命

解放日报:继1949年之后,1976年对您而言又是一个转折点吧?您所在的南京大学曾率先发起纪念周恩来总理活动。

胡福明:从南大开始,南京爆发了反对“四人帮”的运动,推动了全国人民反对“四人帮”的斗争,成为北京四五运动的先导之一。当时来自民间的这些声音,只能用人心向背来解释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。

10月,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我认为中国面临历史变革的重大机遇,要改弦易辙,即改变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这根弦,变更“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”这个辙。要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,我们应该为推动历史的转折尽自己的努力。因此,我自觉参加了揭批“四人帮”的斗争。

我是一介书生,无权无势,在“文革”中被打倒、去打扫厕所、去工厂劳动。当时很多教师都和我面临同样处境,感到莫大屈辱,同时又感到眼前这种不合理的状态迟早会改变。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消息传来,我觉得是我经历的第二次解放。我能做的就是从政治思想和理论方面批判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谬论,恢复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。

我在南京大学举办的第一次揭批“四人帮”的大会上第一个发言,后来又在江苏省委召开的第一次揭批“四人帮”的万人大会上第一个发言。两次发言,分别被《人民日报》《新华日报》报道。随后我又写文章批判“四人帮”,在《南京大学学报》哲学社会科学版从1976年第四期起的一年多内,连续发表四篇文章,批判“四人帮”。这四篇文章分别是《评张春桥〈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〉》《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》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》(与陆夕书合作)以及《“四人帮”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》。

解放日报:这一段时间,也正是“两个凡是”被提出的时候。

胡福明:是啊,我在《南京大学学报》发表第一篇文章后不久,1977年2月7日,“两报一刊”(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《红旗》)联合发表社论《学好文件抓住纲》,提出“两个凡是”的观点。我当时就有点懵了。我反复阅读这篇社论,感到“两个凡是”就是这篇社论的主题,没有一点拨乱反正的意思,无产阶级还要继续革命,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还要继续,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要坚持。我不认同这个观点,我不服。

一下子,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寸步难行,揭批“四人帮”的热潮也骤然降温,如果“两个凡是”不消除,那么谈论现代化建设是没有希望的,还谈何改弦易辙?再拖下去,人民受不了,国家受不了。当时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点,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啊!我下定决心要批判“两个凡是”。

解放日报:您当时是自觉要去做一个战士?

胡福明:是的。我是有意识的。

解放日报:时局风向未明,您当时又已经有了家庭和孩子,“文革”期间还吃了苦头,好不容易重新走上讲坛,您不怕失去教职?不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担心吗?

胡福明:没有一次斗争是没有牺牲的。

解放日报:您当时在课堂上也表达这些观点吗?

胡福明:在课堂上不能讲得这么明确,但是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的。作为文人,我不能为国家献出别的什么力量,我要拿起手里的笔。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需要有人出来正本清源的当口,那正是我辈的使命。即便我不挺身而出,也一定会有人出来。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。

真理标准只有一个

解放日报:当时题为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的文章,是在病房里酝酿出来的?

胡福明:对,那是“文革”结束后第一个假期,1977年那年,南京的夏天特别闷热。我的爱人张丽华被查出有一处肿瘤,我顿时慌了。好在后来爱人住进医院,医生诊断为良性肿瘤。晚上就是我去陪夜。一个病房里住了四个女病人,我一个男同志,也不方便进去,就在医院的走廊里,把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《列宁选集》《毛泽东选集》等分批带到医院,借着楼道的灯光,趴在凳子上不停地翻查,把关于真理标准的语录都标出来,查出三四十条,然后就蹲在凳子上构思文章提纲,将标题定为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。到下半夜我就把两三张凳子拼在一起在上面睡一会儿,醒了改,改了三次。一周后,爱人出院了,文章提纲也写好了。到8月中旬,我的初稿写好了。

在此之前的1977年春天,江苏省理论界在江苏省委党校召开理论座谈会,我在这个会上做了发言。休息时,《光明日报》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向我约稿。所以在写完这篇文章后,我想到了王强华,大约在1977年9月初,把文章寄给了他。1978年1月中旬,王强华寄来一份《光明日报》大样,也就是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这篇文章清样,并附带一封信,让我做点修改,我做了补充后寄了回去。当时都是通过邮局邮寄,又经过了五六个来回,文章从求稳妥转为有战斗力。

解放日报:后来见报的这篇文章的标题里,为什么加上了“唯一”两个字?

胡福明:那是到了1978年4月下旬,我和南大的几位老师一起去北京,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哲学讨论会。一到北京,当天晚上,王强华就把我接到光明日报社,当天参加会议的除了王强华,还有《光明日报》总编辑杨西光、《光明日报》理论部主任马沛文、中央党校教师孙长江。孙老师是我在人大读书时的老师。杨西光说:“这篇文章本来要在《光明日报》4月哲学版刊出,我看后感觉这篇文章很重要,在哲学版发表太可惜了,要放在第一版作为重要文章推出,但是要修改,今天请大家来,就是要讨论这篇文章如何修改,请大家提意见。”大家纷纷提出意见。

那段时间,我白天在哲学讨论会参加讨论,晚上修改文章,第二天一早《光明日报》的工作人员开车把我修改后的文章拿到报社去,晚上再把重新排版的清样送过来。这样来来回回又修改了四五次。杨西光、马沛文、王强华等人花了很大功夫,中央党校孙长江、吴江等人也花了很大力气。最后见报的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,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

这是刊有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文章的《光明日报》和修改过的清样(资料照片) 新华社发

我在北京参会结束后,杨西光把我接到《光明日报》招待所,他两次到我房间看我。1978年5月1日前两三天,他来看我时说,文章修改到现在,署名还是胡福明,但发表时想以“本报特约评论员”名义发表,你看行不行?我立刻表态说当然同意,胡福明名不见经传,但以《光明日报》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,影响和作用完全不同了。

1978年5月10日,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《理论动态》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。11日,《光明日报》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。5月12日,《人民日报》和《解放军报》同时转载,全国绝大多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报纸也陆续转载。

发表时的文章题目里的“唯一”两个字是从毛主席文章中分析出来的。毛主席说,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,那么这个“只有”“才是”就说明真理标准只有一个。

解放日报:当时想过没有,这篇文章会引起这么大反响吗?

胡福明:1978年,我去北京开哲学讨论会时,住在一起的几位老师中,有一位是华南师范大学的黎克明老师,那段时间,我晚上修改文章,他都看在眼里。他提醒我说:“老胡啊,你已经卷进高层斗争了,风险很大啊!”我说我心里有数,你是支持我的观点的,我坐牢你要送饭。他说那当然,你坐牢我肯定会送饭。

文章见报时,我已经回到南京。一天早上,我和爱人一边在厨房烧早饭,一边听到中央电台在广播这篇文章。我很高兴,酝酿差不多一年的文章终于出来了。当时南大很多老师都知道我在北京期间修改这篇文章,都很赞成我。文章刊出伊始,社会上还有人指责,但江苏省委、南京大学党委都没有对我施压。我想经过十年“文革”,大家都会独立思考了。后来的一切,大家都看到了,一篇文章,能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这样大的影响,出乎意料,但也在情理之中。40年过去了,也有人说,用今天的眼光看,这篇文章理论价值并不很高。我也认同,我当年没有考虑理论价值,只想推动拨乱反正。

文章刊出后,江苏省委调我到宣传部工作,我写了封意愿书,提了6条理由,表示愿意留在南京大学。1982年11月,我还是被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。其实从内心来说,我是一直希望待在大学校园做学问,做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。我想说的是,我是无锡人。历史上,无锡人顾宪成直言敢谏,更写下过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,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”名联,为人传颂。我从来不说我是理论家,但我认为自己是一名理论工作者。

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,一个知识分子,我的使命是什么?许多今天的人们看来十分正常的思想认识、自由表达,在特殊时期却是来之不易的。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始终说真话。注意,不仅仅是说实话,是说真话。

栏目主编:龚丹韵 文字编辑:龚丹韵 题图来源: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:邵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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